潮新闻客户端 本报记者 朱丽珍
●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示
《浙江书法大系·隋唐五代卷》
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提到虞世南，很多人最先想到他的诗作《蝉》。然而相比诗才，虞世南更令人称道的，其实是他的书法造诣。
世人论楷书，尤推唐朝欧阳询的“欧楷”，黄金比例的字体，精气神十足，如君子端方，正气凛然，但“唐楷”真正的奠基人之一，正是师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“首席弟子”虞世南。这位历经南梁、南陈、隋、唐四朝的书法大家，以笔墨为心迹，将淡泊名利、清雅脱俗的秉性，浸透于每一笔勾勒之中。不染尘俗，自有清辉——这首脍炙人口的托物言志小诗，仿佛成为他一生的隐喻。
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展 虞世南楷书大运帖页 宋代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书香门第，不激不厉
展开剩余84%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政权更迭频繁，但自东晋南渡以来，以建康（今南京）为中心的江南之地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避难所与滋养地。
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（558年），虞世南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典型的江南士族家庭。虞氏家族“代传素业”，虞世南自小接受的不仅是经史子集的启蒙，更是书香门第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气度的培育。
成长于江南烟雨与南朝文脉的深厚土壤，养成了虞世南沉静寡欲的心性。年少时，他与兄长虞世基在著名文学家顾野王门下读书，受学十多年。擅长写文章的他，还曾师法陈朝的文坛领袖徐陵。
因天资卓越，用笔精湛，经徐陵推荐，虞世南遇到了对他此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——居于会稽山阴的智永禅师。
智永是“书圣”王羲之七世孙，第五子王徽之后代，也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书法家，身兼佛门清净与王氏书法的正统传人双重身份。除了书法技法高超，智永也善于教学，创“永字八法”，能传王羲之的风范，为后代楷书立下典范。
虞世南和兄长拜智永为师，在寺院古刹的晨钟暮鼓间，他临摹《兰亭序》等千古法帖，锤炼技法；在智永禅师“退笔成冢”的执着与青灯古佛的寂定中，他不仅获得笔法秘传，更感悟超越功利的、对艺术至境的纯粹追求。
佛门的空寂与书道的专注在此融合，涵养了虞世南沉静内敛、不激不厉的心性。
虞世南与智永禅师，可谓师徒之间相互成就。虞世南不仅领会、传承“二王书法”的精髓，更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作为智永最得意的门生，他深谙魏晋用笔的流转多变之势，所书既圆融遒丽又外柔内刚，成为楷书主流风格，影响书法界1000多年。
乱世沉浮，刚柔并济
生于动荡乱世，人物的命运总是随着时代洪流起起伏伏。陈朝国祚短暂，很快被隋朝统一，天下由分而合。虞世南与兄长虞世基一同被征召入长安，从文化繁盛的江南踏入北方的政治中心。
然而这一路并非坦途，更像是一场对心性的严峻考验。
因为才学出众，虞氏兄弟常被与西晋的文学家、书法家陆机、陆云兄弟相提并论。很快，虞世基以文采得宠于隋炀帝，权倾一时，但虞世南却生活简朴，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庙堂的距离。
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命运由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口。隋末乱世中，虞世基因依附权贵而遭杀身之祸，虞世南却因自身的谦退与清名得以保全。
这段历经家国变迁、世情冷暖的岁月，如同一场漫长的修行，将南朝文雅的韵致、佛门澹泊的禅意与乱世之中的持守智慧熔于一炉。
这在虞世南的书法之中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虞世南一生历经数朝，从南陈、隋再入唐，他的书法之风有着明显的“融汇百家，兼取其长”的特点，既有隶书笔意，又有南帖的灵巧自然，还吸取魏碑、齐碑的筋骨爽逸。
虞世南的书法传世之作并不多，经典的当属《孔子庙堂碑》，横平竖直的笔画间，既流淌着初唐士人的精神气韵，又凝结着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基因。笔法中既保留北碑“方笔”的骨力，又融入南帖“圆笔”的温润。
碑中“德”字右部“心”底宽博如虚怀，承载上部笔画，暗合儒家“礼乐”辩证——既有秩序的庄严，又不失灵动的亲和；“言”字三横间距均等，末横如涟漪荡开，这种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的节奏，恰是虞世南对王献之“今体”的创造性转化。
世人常说，虞世南的字不好练，他作书可以不择纸笔，受魏晋“悬腕法”启发，书写时手腕轻虚，即便运笔中锋，写在粗麻纸上，点画一样运转自如，还能保持筋骨刚健，如同武林高手一般。
论书法，内含筋骨比锋芒毕露更胜一筹。“虞体”讲求刚柔并济，内敛的笔势，点画肌理丰厚，崇尚“君子藏器”之美，更经得住品析、琢磨。
君子书风，人书合一
唐朝建立后，虞世南的人生与艺术进入辉煌篇章。凭借出色的政治才能和书艺，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，成为“唐朝十八学士”中的一员。这十八人中，不仅有房玄龄、杜如晦这样的谋臣，还有孔颖达、陆德明这样的大儒，而虞世南能够与房玄龄并列执掌文书，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认可。
初唐时，虞世南与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合称为”初唐四大家"，虞世南居于首位，连李世民也夸赞他：“远学王羲之，近学虞世南。”
李世民曾向他请教书法，他回答：“臣昔闻羲之作书之时，简淡静思，神凝意和，故能思与神会，同乎自然。”这也是虞世南对自身的要求——书法之道，重心境修养，需达到“心手双畅，人书合一”的境地，才能收放自如。
在官场上，虞世南更是字如其人，外表看似弱不胜衣，但直言敢谏。笔墨线条背后跃动着清雅脱俗、谦和而刚毅的君子人格。
贞观八年，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，太宗问“天变”，虞世南借机劝谏遵循道德义理；贞观九年，李渊驾崩，虞世南一再劝阻太宗筑陵墓厚葬；他还严正劝阻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……性情刚烈的虞世南，将书房变成了涵养帝王德行的课堂，对“贞观之治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，他被誉为“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词、书翰”五绝的臣子，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中位于第二十位。
在文学、书法造诣上，虞世南留下的作品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由他所撰并书写的《孔子庙堂碑》，是他的传世名作。此碑立于唐贞观七年，楷书35行，每行64字，笔法圆润秀丽，气势端庄平和，不仅在初唐碑刻中脱颖而出，更被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誉为虞书的瑰宝；他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，曾主持编纂类书巨著《北堂书钞》，博通经史，深谙儒道。
可以说，虞世南在初唐的人生升华，是将早年涵养的内在与时代赋予的机遇完美结合——他将南派的秀润书风，注入了大唐的雄浑气度与自身的浩然之气，形成了既符合官方正统又极具个人标识的“君子书风”。
“书以载道”“人书合一”是中国的文人心中的理想文化符号，虞世南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次自证：艺术的最高成就，绝非讨好时风的投机取巧，卓然不群的独立人格与深厚学养，才能真正做到“声自远而非藉秋风”。
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《浙江书法大系》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认为，浙江书法名家辈出，屡登高峰。晋室南迁，北方世家大族南渡，在浙江开后世风气、立百代法度，仅会稽“书圣”王羲之一人便使浙江成为中国历代书法圣地。其子王献之能承家学而创新体，与王羲之并称“二王”。隋一统南北，王羲之七世孙智永退笔成冢，临《真草千字文》八百本，散于江东诸寺，王氏醇正典雅之书风广为流传。至唐，余姚虞世南师承智永而得二王正脉。而浙江在唐中叶后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、自然环境、经济条件和丰厚的地域文化，不断为浙江书法注入生命活力，与周边文化的良性互动，也使得浙江书法传承有序而更为多元丰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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