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潮新闻客户端 本报记者 朱丽珍
●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示
《浙江书法大系·隋唐五代卷》
“垂緌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提到虞世南,很多人最先想到他的诗作《蝉》。然而相比诗才,虞世南更令人称道的,其实是他的书法造诣。
世人论楷书,尤推唐朝欧阳询的“欧楷”,黄金比例的字体,精气神十足,如君子端方,正气凛然,但“唐楷”真正的奠基人之一,正是师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“首席弟子”虞世南。这位历经南梁、南陈、隋、唐四朝的书法大家,以笔墨为心迹,将淡泊名利、清雅脱俗的秉性,浸透于每一笔勾勒之中。不染尘俗,自有清辉——这首脍炙人口的托物言志小诗,仿佛成为他一生的隐喻。
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展 虞世南楷书大运帖页 宋代 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书香门第,不激不厉
展开剩余84%两晋南北朝时期,政权更迭频繁,但自东晋南渡以来,以建康(今南京)为中心的江南之地,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避难所与滋养地。
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(558年),虞世南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典型的江南士族家庭。虞氏家族“代传素业”,虞世南自小接受的不仅是经史子集的启蒙,更是书香门第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气度的培育。
成长于江南烟雨与南朝文脉的深厚土壤,养成了虞世南沉静寡欲的心性。年少时,他与兄长虞世基在著名文学家顾野王门下读书,受学十多年。擅长写文章的他,还曾师法陈朝的文坛领袖徐陵。
因天资卓越,用笔精湛,经徐陵推荐,虞世南遇到了对他此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——居于会稽山阴的智永禅师。
智永是“书圣”王羲之七世孙,第五子王徽之后代,也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书法家,身兼佛门清净与王氏书法的正统传人双重身份。除了书法技法高超,智永也善于教学,创“永字八法”,能传王羲之的风范,为后代楷书立下典范。
虞世南和兄长拜智永为师,在寺院古刹的晨钟暮鼓间,他临摹《兰亭序》等千古法帖,锤炼技法;在智永禅师“退笔成冢”的执着与青灯古佛的寂定中,他不仅获得笔法秘传,更感悟超越功利的、对艺术至境的纯粹追求。
佛门的空寂与书道的专注在此融合,涵养了虞世南沉静内敛、不激不厉的心性。
虞世南与智永禅师,可谓师徒之间相互成就。虞世南不仅领会、传承“二王书法”的精髓,更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作为智永最得意的门生,他深谙魏晋用笔的流转多变之势,所书既圆融遒丽又外柔内刚,成为楷书主流风格,影响书法界1000多年。
乱世沉浮,刚柔并济
生于动荡乱世,人物的命运总是随着时代洪流起起伏伏。陈朝国祚短暂,很快被隋朝统一,天下由分而合。虞世南与兄长虞世基一同被征召入长安,从文化繁盛的江南踏入北方的政治中心。
然而这一路并非坦途,更像是一场对心性的严峻考验。
因为才学出众,虞氏兄弟常被与西晋的文学家、书法家陆机、陆云兄弟相提并论。很快,虞世基以文采得宠于隋炀帝,权倾一时,但虞世南却生活简朴,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庙堂的距离。
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,命运由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口。隋末乱世中,虞世基因依附权贵而遭杀身之祸,虞世南却因自身的谦退与清名得以保全。
这段历经家国变迁、世情冷暖的岁月,如同一场漫长的修行,将南朝文雅的韵致、佛门澹泊的禅意与乱世之中的持守智慧熔于一炉。
这在虞世南的书法之中,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虞世南一生历经数朝,从南陈、隋再入唐,他的书法之风有着明显的“融汇百家,兼取其长”的特点,既有隶书笔意,又有南帖的灵巧自然,还吸取魏碑、齐碑的筋骨爽逸。
虞世南的书法传世之作并不多,经典的当属《孔子庙堂碑》,横平竖直的笔画间,既流淌着初唐士人的精神气韵,又凝结着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基因。笔法中既保留北碑“方笔”的骨力,又融入南帖“圆笔”的温润。
碑中“德”字右部“心”底宽博如虚怀,承载上部笔画,暗合儒家“礼乐”辩证——既有秩序的庄严,又不失灵动的亲和;“言”字三横间距均等,末横如涟漪荡开,这种“疏可走马,密不透风”的节奏,恰是虞世南对王献之“今体”的创造性转化。
世人常说,虞世南的字不好练,他作书可以不择纸笔,受魏晋“悬腕法”启发,书写时手腕轻虚,即便运笔中锋,写在粗麻纸上,点画一样运转自如,还能保持筋骨刚健,如同武林高手一般。
论书法,内含筋骨比锋芒毕露更胜一筹。“虞体”讲求刚柔并济,内敛的笔势,点画肌理丰厚,崇尚“君子藏器”之美,更经得住品析、琢磨。
君子书风,人书合一
唐朝建立后,虞世南的人生与艺术进入辉煌篇章。凭借出色的政治才能和书艺,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,成为“唐朝十八学士”中的一员。这十八人中,不仅有房玄龄、杜如晦这样的谋臣,还有孔颖达、陆德明这样的大儒,而虞世南能够与房玄龄并列执掌文书,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认可。
初唐时,虞世南与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合称为”初唐四大家",虞世南居于首位,连李世民也夸赞他:“远学王羲之,近学虞世南。”
李世民曾向他请教书法,他回答:“臣昔闻羲之作书之时,简淡静思,神凝意和,故能思与神会,同乎自然。”这也是虞世南对自身的要求——书法之道,重心境修养,需达到“心手双畅,人书合一”的境地,才能收放自如。
在官场上,虞世南更是字如其人,外表看似弱不胜衣,但直言敢谏。笔墨线条背后跃动着清雅脱俗、谦和而刚毅的君子人格。
贞观八年,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,太宗问“天变”,虞世南借机劝谏遵循道德义理;贞观九年,李渊驾崩,虞世南一再劝阻太宗筑陵墓厚葬;他还严正劝阻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……性情刚烈的虞世南,将书房变成了涵养帝王德行的课堂,对“贞观之治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,他被誉为“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词、书翰”五绝的臣子,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中位于第二十位。
在文学、书法造诣上,虞世南留下的作品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由他所撰并书写的《孔子庙堂碑》,是他的传世名作。此碑立于唐贞观七年,楷书35行,每行64字,笔法圆润秀丽,气势端庄平和,不仅在初唐碑刻中脱颖而出,更被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誉为虞书的瑰宝;他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,曾主持编纂类书巨著《北堂书钞》,博通经史,深谙儒道。
可以说,虞世南在初唐的人生升华,是将早年涵养的内在与时代赋予的机遇完美结合——他将南派的秀润书风,注入了大唐的雄浑气度与自身的浩然之气,形成了既符合官方正统又极具个人标识的“君子书风”。
“书以载道”“人书合一”是中国的文人心中的理想文化符号,虞世南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次自证:艺术的最高成就,绝非讨好时风的投机取巧,卓然不群的独立人格与深厚学养,才能真正做到“声自远而非藉秋风”。
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《浙江书法大系》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认为,浙江书法名家辈出,屡登高峰。晋室南迁,北方世家大族南渡,在浙江开后世风气、立百代法度,仅会稽“书圣”王羲之一人便使浙江成为中国历代书法圣地。其子王献之能承家学而创新体,与王羲之并称“二王”。隋一统南北,王羲之七世孙智永退笔成冢,临《真草千字文》八百本,散于江东诸寺,王氏醇正典雅之书风广为流传。至唐,余姚虞世南师承智永而得二王正脉。而浙江在唐中叶后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,其优越的地理位置、自然环境、经济条件和丰厚的地域文化,不断为浙江书法注入生命活力,与周边文化的良性互动,也使得浙江书法传承有序而更为多元丰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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